小小奶粉危机四伏:50年前日本曾亡百婴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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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编:50年前,日本曾深陷食品安全的困境,毒奶粉、含镉稻米、含汞鱼贝日本的民众靠的不是自行生产食品,而是靠推动、组织更优化安全的专业生产模式,走出了困境。在日本的商店里,如

50年前,日本曾深陷食品安全的困境,毒奶粉、含镉稻米、含汞鱼贝……日本的民众靠的不是自行生产食品,而是靠推动、组织更优化安全的专业生产模式,走出了困境。在日本的商店里,如果你看上一棵蔬菜,可以拿出手机,对准蔬菜标签上的二维码扫描一下,就能查到它的品种,种植方法,以及栽培者的照片——也许是一对农民夫妻在田间地头的合影,他们保证你吃得安全。这种可以追溯到生产源头的食品,在东瀛岛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。事实上,为了吃到一口放心的食物,日本人曾经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。50年前的毒奶粉1955年6月起,日本西部各地的许多母亲都发现,自己的婴儿变得无精打采、情绪烦躁,伴随着腹泻、发烧、吐奶、皮肤发黑等症状。一开始,家长们以为是酷暑导致的身体不适,但是医生询问后发现了一个共同点:这些婴儿喝的奶粉,都是日本乳业龙头森永公司生产的。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。原来,当时森永集团在加工奶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,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,也就是俗称的砒霜,这会对婴儿造成神经、内脏的严重受损。在8月末事件公开之前,已经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婴儿夭折,在事发之后的一年中,受害致死的婴儿达到了130名。事件发生后,受害者家长们成立了“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”(简称全协),冈崎哲夫被推举为负责人,他的女儿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。“全协”就赔偿和善后问题同森永公司展开谈判。他们要求,森永公司负担治疗住院以及定期检查的费用;对后遗症进行补偿;一次性付清死亡婴儿家庭250万日元,重症家庭100万日元,中等症状70万日元,轻症30万日元赔款。为了调节矛盾,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选了几位专家,成立了一个貌似持公允立场的第三方调查组织“西泽委员会”和负责赔偿问题的“五人委员会”,它们的经费是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的。经过“调查”,“西泽委员会”的专家们一致表示,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,现在还在治疗的患者与砒霜无关,是其他疾病导致的。而“五人委员会”拿出的赔偿方案,还不及“全协”方案的零头: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,生存者一律赔偿1万日元。这份明显偏向大企业的裁决当然令受害者家长们不满,1956年1月,在“全协”再三要求下,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,但只能到其指定的医院做检查。结果可想而知。“全协”被迫解散,负责人冈崎哲夫新成立了一个“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”,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。也许谁都想不到,这将是一场长达10余年的艰难历程。“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首先是‘发展主义’主导下的结果。”长期从事日本食品安全研究的香港大学学者潘杰说,日本在战后整个发展的主导思想是“发展主义”。1945年到1970年可以算第一个时期,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就是“产业优先”,发展重型的化学工业,这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。同时,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,农村大量土地流失,变成了企业用地,人口向城市集中。“一列火车一列火车拉着劳动力去城里工作”,这就需要更多的食品供给,因此要发展工业化、化学化的农业——这也意味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难以避免。如果列举出当时日本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。这将是一份长长的清单。除了森永事件,日本50年代由于含镉稻米引发的“痛痛病”、含汞鱼贝导致的“水俣病”世界闻名,60年代的米糠油事件给无数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。而对于森永这样的大企业,当时的政府往往采取偏袒的态度。在这种环境下,民间力量的觉醒,成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。峰回路转翻开“全协”负责人冈崎哲夫的履历,可以看到这位后来被编入日本《现代人物事典》的维权领袖出生于1920年1月9日,即日本大正九年。正如人们所知道的,大正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生活、文化、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,“1920年代之后,(日本)中间阶级慢慢扩大,一方面是人数,一方面是所谓‘中流意识’,他们会要求在社会各个方面有主体的参与,包括安全食品的获得。”潘杰说。冈崎哲夫青年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,他爱好历史、哲学、中国的唐诗和欧洲的古典音乐。然而,在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时,他被日本政府强征至中国东北的虎头要塞服役,成了一名侵华日军。战后,他在回忆录中对当时日本的疯狂,以及中国遭到的灾难都有过深刻的反思。应该说,在当时的日本社会,这样一批具有主体意识的民间力量,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,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一批消费者维权团体的出现。例如,1949年12月,关西主妇联合会成立,其活动重点是降低物价、驱逐黑市。在大阪,由于正常价钱在40日元的牛肉,卖到了250日元,当地主妇会发起“不买牛肉运动”,要求牛肉降价,否则便不买。这些活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1957年2月26日,“全国消费者团体联络会”在东京召集主办了“全国消费者大会”,并发表了《消费者宣言》。从六十年代开始,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、食品安全问题,日本还涌现了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,如“生活者运动”、“有机农业实践”、“消费者与生产者经济合作运动”等等。1966年,日本消费者协会正式设立。同年,由于对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担忧,日本冈山县成立了“冈山药害对策协会”,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。冈崎哲夫等几位家长马上找上门来。在他们的推动下,冈山县对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儿童进行了身体检查。结果显示,这些受害儿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。随即,大阪大学的丸山教授开始追踪调查,1968年,他发表了著名的“丸山报告”,证实了毒奶与后遗症之间的关系,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同一年,日本颁布了第一部《消费者保护基本法》,这意味着日本开始将重心从发展主义转移到对消费者的保护上。1973年11月28日,日本法庭终审判决森永有罪,该公司两名工作人员被判刑3年。12月,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长提出的赔偿协议,对“森永毒奶粉事件”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。迄今,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过十亿日元以上的巨额资金,用于对受害者的健康赔偿和生活照料。同时,推动正义到来的民间力量,还提供了一条获取食品的新路径。超强纠错“工业化和化学化的农业,是食品安全问题一个很大的原因,因为要用化肥,要大批量生产,要用添加剂,其实都是对人有害的,还有大资本的投入,资本要什么?资本要利润,所以它不会想质量优先,它会想我怎么可以赚钱。”潘杰说。森永的问题解决了,并不等于它的问题不会在别人身上重演。由此,日本民间力量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“抛开大企业”的可能——建立一个消费者与小型专业生产者的紧密关系。以1976年成立的民间组织“四叶草合作联盟”为例,这是目前日本关西最大的一个有机食品生产、加工及配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作网络,有4万成员。加入这个联盟的商户,基本都是无力与大企业进行竞争的散户、中小企业,运作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:农户和消费者通过申请成为该联盟会员,联盟旗下的农场负责收取附近农民会员产品,自己也生产一小部分,检验合格后,通过配送中心直接投递到消费者家中。它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。这个生产网络是构建在信任和诚信基础上的,潘杰介绍,如果有商户想加入这个联盟,必须有联盟内部成员推荐,实际上就是需要有担保人,还有对其农场、车间的考察,甚至于对商户人格的考察也包括在内,同时,“消费者随时可以造访任何一个生产者,了解这个生产的过程,甚至可以带着专家去,去查看土壤包括产品测验。”潘杰说。即便出现了状况,消费者也能轻易地追溯到责任人。一旦成为了这个网络的会员,也就意味着,如果你不信任森永的产品,你可以完全抛开它,自己决定购买来自哪一个牧场的牛奶。民间组织还可以直接参与对商品的检测,比如各地的消费者协会,主妇会等。一些团体还可以发起“共同购买”,用团购的方式为商品的品质提供保证。除此之外,政府也可以为这些力量保驾护航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,这些组织的相互联系、协作越来越多,甚至还有竞争。他们的声音对日本政府的立法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。例如1969年,一部分消费者团体首次提出了制止多余包装和过大包装的口号,1971年,东京都便发表了《垃圾站宣言》。2001年,日本发生“疯牛病”事件,民间反响强烈,于是日本政府颁布了《食品安全基本法》,同一年修改了《农林物资规格化和质量表示标准法规》。可以说,日本的食物尽管不能说没有安全问题,但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纠错能力。对于冈崎哲夫等食品安全的先行者们来说,这样的局面,可谓庶民的胜利。2000年,冈崎哲夫病逝,他的临终遗言是:“我的一生没有遗憾。”也许,在这句短促的日语说出来时,日本各地又有几位主妇拿起柜台上的蔬菜,放心地放进自己的菜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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